文/杜曦云

涂鴉，本是亞文化族群出于宣泄郁積于內心的壓抑而自發(fā)地在公眾場合涂寫的行為，作為原生的民間文化，它因其來源于現(xiàn)下的日常經驗而親切、因其直抒胸臆而動人、因其隨意性而避開程式的窠臼、因其“非法性”而具某種反抗、解放的可能。

1990年代中后期，張大力在北京日漸擴展范圍的涂鴉（簡單的頭像輪廓，加上AK－47等字樣）令人記憶猶新，但這類涂鴉作品因其有較明確批判訴求和指向而始終處于地下狀態(tài)，且呼應者寥寥無幾，僅限于在很小的文化領域內展示和傳播。即使在798、酒廠、宋莊等藝術區(qū)，也很少看到此類涂鴉作品。而涂鴉在今日北京的日益高漲乃至方興未艾，與原初涂鴉的誕生背景、文化沖動關系不大，它主要是與Hip-Hop風潮的被引進、傳播有著直接的關系。正是Hip-Hop（或稱“嘻哈”）的熱潮帶動了作為“街頭文化”樣式之一的涂鴉的興起。當然，這種涂鴉，已經被時尚文化所吸納，進而編碼成為準流行文化。

不過，即使成為流行文化，在北京乃至全國的街頭，都看不到多少涂鴉作品。往往是政府為了塑造城市文化形象而專門劃出一個區(qū)域來成為涂鴉區(qū)，這種涂鴉區(qū)內的涂鴉作品，基本上是經主流話語過濾后的合法之作，人為性大于自發(fā)性、官方性大于民間性、依賴性大于自主性、合作性大于分離性。而即使對于那些只為追逐時尚、流行風潮的青少年而言，可供他們休閑、娛樂和體驗“嘻哈文化消費”快感，痛快地涂抹的墻面也少之又少。涂鴉的本意是drawing or writing on a public wall，街頭涂鴉的興盛與否，一方面來源于涂鴉者們表達欲的旺盛度，另一方面也來源于政府管理的包容度。曾有人言“沒有涂鴉，就不是紐約了”，如果涂鴉的興衰多寡是檢驗城市的年輕度和開明度的標志之一，則目前的青少年和政府對街頭涂鴉這一樣式的接受其實都很有限。

在互聯(lián)網上，涂鴉則成為了網絡漫游者們喜愛的娛樂、游戲方式。網絡運營商們心領神會地開發(fā)出新的簡便操作軟件，召開一次次網絡涂鴉賽事，調動起網友們的涂鴉熱情，讓網絡涂鴉成為最“潮”的行為。這些涂鴉作品，大都是充斥市面的時尚元素、卡通形象等的模仿，這是順理成章之事，因為這恰恰映現(xiàn)出了滋養(yǎng)這些作者的視覺養(yǎng)料。

以上這些涂鴉，往往亮麗而炫目，但因其與流行文化和主流話語的同質性，所起的作用常流于裝飾，是錦上添花式的日常生活表層的審美化。而這種審美化的內蘊需要質疑，就象我們要質疑流行文化一樣。

Hip-Hop文化原初是非中心化的主體們帶有反抗傾向的亞文化，正緣于此，涂鴉才被視為是美學現(xiàn)代性的產物之一，也是社會民主、自由度的顯現(xiàn)之一。真正有價值的涂鴉，是那種立足于當下的日常經驗、有明確的文化針對性、寄自由沖動在其中并易于為觀者所體會、理解的涂鴉。這種涂鴉秉承“否定性”思維，謀求切中時弊并有效地發(fā)揮其應有的批判作用。這種涂鴉同時需要面對的是政府的管制和商業(yè)的侵蝕，而后者在當下及以后將更為嚴峻。對于那些滿足于穿超大號的服飾、跳有型有款的街舞、唯時尚馬首是瞻、葉公好龍式涂鴉愛好者而言，這種涂鴉顯得如此的步履艱難與不堪承重；但對于那些真正想讓藝術介入和影響社會、拓展藝術的“公共性”職能的人來說，街頭涂鴉的方式正是一個切入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