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乎所有人都認為弗蘭克·蓋里本人不會出席在北京三里屯Village舉辦的建筑作品展。 一是因為他太大牌了，許多城市的地標就是他的設計，包括普利茲克建筑獎在內的建筑領域大獎他基本上拿遍了；二是因為年紀太大——從南加州折騰到北京，對80多歲的老人來說不是件容易的事。

蓋里圍著大紅色的圍巾，不高，看上去只有70歲，卻仍然不喜歡人們用他的年紀為前提提問，在采訪前拿麥克風唱兩句試音，指著手機屏幕上的辛普森（美國著名動畫人物）對我們說：“這是我。”——不要以為他在開玩笑，他的確參與了動畫片《辛普森》的拍攝。四周都是手稿和模型，不遠處放著他設計的瓦楞紙家具——1986年生產的沙發到現在也不過時，和Tiffany合作的珠寶讓老人家混了一把時尚界。在許多實例中，蓋里將形式脫離于功能，所建立的不是一種整體的建筑結構，而是一種成功的想法和抽象的城市機構。他似乎是建筑界的畢加索。

這次展出了弗蘭克·蓋里重要作品的手稿和設計模型，是國內難得一見的，但他顯然不是完全為了展覽而來。他來北京是告訴所有人，弗蘭克·蓋里在中國有了第一個項目。

在奧運籌備時，北京與西方建筑師正度過愉快的蜜月期，來往頻繁，火花不斷。弗蘭克·蓋里并沒有出現在那份名單里。我問他為什么時，他聳聳肩說，“沒有人打電話給我。”聽出來一點自嘲。等到2012年，太古地產請他在香港山頂司徒拔道設計的高端住宅就會完工，那是他在亞洲的第一個住宅項目。

直覺引導一切

大多數人對弗蘭克·蓋里有印象，是因為西班牙畢爾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館，它是“建筑拯救城市”的最佳案例。

小城畢爾巴鄂，如果不是有一支球隊，人們會忘了這個名字，它平淡無奇，挑不出一點特色來。當時的市政府想把旅游業作為發展的重點，智囊團的結論是：造一座現代藝術博物館，希望來歐洲探訪現代文明的游人們能“順道”來一趟。當時的紐約古根海姆藝術基金會正要向歐洲擴張，合作很快談成。加上有先鋒性、前瞻性的弗蘭克·蓋里，這個奇跡幾乎不可復制。

這座不規則的鈦金屬建筑，為畢爾巴鄂帶來的旅游業收益是之前的5倍多，建造它的成本在兩年內就全部收回，比辦一場世博會省錢，效果卻不差多少。此后，它成了西班牙和藝術博物館的關鍵詞，更是弗蘭克·蓋里和建筑界的關鍵詞。1997年對外開放后，蓋里從建筑界走向大眾視野，他在建筑界的地位再一次被自己顛覆了。

也有人不以為然，認為他的手稿就像一團纏在一起的毛線——這一點倒是可以在這次的展覽上得到證明，那的確很難辨認。如果不是有他的簽名，普通人幾乎看不出那是一份建筑手稿。

這些“亂糟糟的毛線”，仍然有人樂此不疲地掏錢建造它們，從布拉格的荷蘭國民人壽保險大廈、到洛杉磯的沃爾特·迪士尼音樂廳，它們看起來太不相同，唯一的共性是都具有流動的韻律感，與周圍的建筑相比非常惹眼，很難不成為當地的地標；材料也不相同，從石灰巖、不銹鋼到玻璃、木頭、混凝土，他嘗試了許多種搭配。

對這種變化無常的狀態，有人認為他太過功利，總是在外觀上博眼球，尖銳的批評從來沒有停止過。蓋里的解釋是：“建筑設計應當抱有與科學研究相同的態度，即破舊立新，而不是對固有觀念的重復。”對于商業項目，雖然建筑師受雇于人，但他仍然說：“只要你讓我做，我會將我的直覺進行到底。”

蓋里正在做的是阿布扎比古根海姆博物館和巴黎的路易·威登創意基金會，沒有人能猜測這兩座建筑的外形如何。蓋里最神奇之處，就在于你無法準確定義他的個人風格，但那些建筑就像印上了“蓋里設計”的戳一樣，你能從城市的樓群中一眼認出它來，這大概是建筑師的直覺與受眾直覺的相撞吧。

經濟危機下也“丟單”

大牌建筑師也會“丟掉”本來談好的項目——當經濟危機來臨時。

我能感受到他不太愿意談起2008年在洛杉磯和紐約的兩個大項目，他被終止了設計工作，“因為財政上的一些問題，他們不得不推遲這個項目。”蓋里的工作室也大量裁員，2008年的雇員是2006年時的一半。

盡管他不承認這是他建筑生涯的小低谷，但之后他接下了中東和香港的項目，此前蓋里似乎沒有向這邊發展的意思，他工作的重心一直在美國和歐洲。經濟危機將蓋里帶到了新的地界，“這對我來說，是一種平衡。”

有人幫他算了一筆賬：接下香港這單，他的設計費不會低于280萬美元。而司徒拔道53號項目不過是一間獨棟住宅，一層一戶，從圖紙的難度看遠不及大型的公共空間和博物館。阿布扎比的項目他原先也想拒絕，理由是年紀太大，很難再去深入了解遙遠陌生的中東文化，但后來他也接受了。

經濟危機之后，壞的影響仍然在建筑師身邊沒有走遠。許多項目不再給建筑師足夠的時間和空間去創造藝術，而只用緊張的預算完成項目。這個時候，新極簡主義在業內被倡導，一些人因此拿到了更多的項目。

蓋里顯然不是走極簡路線的。這并不表示他從一開始就討厭極簡主義，“早期的時候，極簡主義是用來抵制戰后宣傳攻勢的，那時候是賈德（美國極簡主義雕塑家）和保羅·安德魯（法國建筑師，國家大劇院設計者）在做，我很喜歡他們的作品。但是最近，一些人以這種風格來逃避經濟的衰退帶來的困境，預算意識被重塑后，極簡主義是一種妥協，而不是風格。”

他一直要面對預算問題。很多人一看到他的建筑，第一反應就是：很貴。“事實上，畢爾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館和迪士尼音樂廳的造價都不高，比你們預想的要低得多。”蓋里說得很真誠，可誰相信呢？

老人家會有辦法的，否則他不會一直有新的建筑拔地而起，而且這辦法很新潮，并在業內領先。

向科技靠攏

在說明科技是如何幫助蓋里之前，我們先來了解蓋里的工作流程，和他最痛恨的一刻。據他所說，“這一刻”也是他的同行們最痛恨的。

建筑師們接到一個項目，開始見客戶，充分交流，查看場地，做方案。在這個階段，就像是“戀愛初期”，“我們和客戶互相欣賞，彼此支持，大部分的情緒都是積極的。”蓋里說。接著預算表和時間表出爐，然后當方案徹底完成時，人們都發現了唯一的大問題：超支。

“在這個時刻，承建商會站出來說，‘沒問題，我們做幾處修改就可以減少預算。’客戶會非常困惑，他們通常有一種上當的感覺，他們會認為：‘為什么不第一時間就做這樣的方案呢？’于是，我們失去了客戶的支持。”蓋里描述著他最痛恨的“一刻”，補充道“80%的情形都是這樣的”。

蓋里對抗“那一刻”的辦法，是在設計過程就控制成本，幫助他的是CATIA，這是一套解決方案，可以管理一個產品從立項、設計到完工的全部工業流程。

這不是一個簡單的軟件，在蓋里的事務所使用它時，大多數同業者還沒認識它。1992年，在設計巴塞羅那奧運村的魚形雕塑時，蓋里工作室把二維圖紙發給了合作方意大利Per－masteelisa公司，對方表示支架的曲線讓人頭疼，蓋里工作室就把CATIA的三維圖形發了過去，對方為了看這個圖，去買了一套CATIA系統裝上，“所有的框架一下子清晰無比，他們說，Perfect。”

“它幫助我管理了整個設計過程，我們做畢爾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館時，對鋼結構也用了CATIA軟件分析，把分析結果告訴了承建方，并對他們進行了培訓，到最后投標時，他們做的預算比之前的預計要低18%，意思是他們通過CATIA設計的三維圖，看懂了我們每一面墻的設計，意識到不需要花那么多錢就可以完成，這是二維圖無法表達的。”除此之外，節省能源和減少建筑垃圾，也是全程電腦控制的優勢。

這一次為太古做的項目，蓋里用科技創造了更多的可能性。“我把這棟住宅想象成了一個個客廳、臥室、廚房、洗手間的疊加，用露臺把它們綁在一起，它們是一些柱體房間，從平面圖上看是一朵花，玻璃的外墻讓這個房間像一個全景的眼鏡，它比一般的眼鏡視野要好多了，香港的生機都來自于這一片山、海和港灣，這個項目能有榮幸在這么好的位置，那么住在里面的人也有理由擁有這些風景。”

“凡事不會完美。許多人因為電腦的快速和簡便而輕易地相信它，它可以讓那些圖顛來倒去，很容易就把腦子里的想象做出一個花哨的圖形，那不是建筑師應該做的。電腦是缺乏人性的，建筑師要彌補這一點，認真地檢查所有電腦完成的環節，許多人放棄了核查，這大概是電腦做建筑設計最大的弊端。”

蓋里是電腦盲，盡管工作中使用CATIA已經快20年了，他仍然不會啟動電腦。而82歲的他，卻還在努力向科技靠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