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體驗母嬰關系

　　心理治療是內審的，包括對母嬰關系的審視和協調，例如通過修復行為而求得與母親的和諧共處。在此，母親不是一個具體的人，而是藝術家之生存環境的代表。英國客體關系學派的“母嬰關系”(infant-mother relation)理論，發展于二十世紀中后期，在七八十年代以后，應用于文學和美術研究。照這一理論的說法，嬰兒作為社會動物，有向外(向環境和母親)尋求生存機會、尋求愛、尋求保護的本能。因此，嬰兒對自己與母親之和諧關系的探索和嘗試，便得以延伸為對人際關系和人與環境之關系的體驗。

　　在心理學意義上講，母嬰關系影響甚至決定了一個人的心理發展和社會存在。在社會學意義上講，母嬰關系可以延伸為個人與家庭的關系、個人與群體的關系、個人與社會的關系，也可以延伸為人與自然的關系。在藝術心理學和藝術社會學的意義上說，當一個中國藝術家旅居異國時，母嬰關系既可以引申為這個藝術家與祖國的關系，還可以引申為這個藝術家與旅居國的關系，并演化為移民藝術家與當地主流藝術的關系。對女藝術家來說，母嬰關系還可以演繹為夫妻關系、婆媳關系、家庭關系等等。

　　在這些關系中，個人的行為，是為自己尋求合適的生存位置和空間。母嬰關系的要義，是藝術家借助心理的漂泊而對歸宿感的尋求、嘗試和體驗。相對于這樣的體驗，往日藝術理論中的所謂再現客觀世界、表現主觀世界、探索純粹形式之類說教，便顯得蒼白無力。唯有體驗，才觸及了藝術作為心理治療和協調機制的要義。

　　成都女畫家郭燕的近期繪畫，便讓我們有機會去理解藝術家對母嬰關系的體驗。在表面上看，郭燕的繪畫主題，是城市上空象天使一樣漂浮的夢游者。穿透這一視覺表象，我們可以對這主題提出一個問題：天使為什么夢游?其實，這也是藝術家要尋求的答案，而答案就在人與城市的關系中，在于畫家以睡夢的方式去體驗生存狀態，去追尋歸宿的港灣。

　　藝術家的體驗在睡夢中進行，夢游天使幾乎沒有獨眠者，他們要么是分床而臥的男女，要么是同床共枕的情侶或夫妻，要么是相依而眠的母女，要么是各自漂浮的家人。在我看來，畫家在此探索和體驗的是自己與家庭成員的關系，其中既有相互的依存，也有各自的獨立。畫家本人的家庭角色也是變化著的，她既扮演孩子的角色，也扮演母親的角色，既尋求保護，也給予保護。這些漂浮在城市上空的半睡半醒的人，象征著藝術家永不安寧的游蕩之魂，既像飛鳥一樣追求自由，也如倦鳥那般，在城市的樓群森林里，尋找棲息之地。畫家在潛意識里對母嬰關系的此種體驗，賦予作品心理內涵，使作品不流于表面和空洞。

　　作為生存環境，畫中人身下的城市，多是鋼筋水泥的森林。無論凌空俯視，還是側面剪影，森林般的城市既為人提供了生存的條件，也壓縮了人的生存空間。即便是身臨郊外別墅區的上空，這種欲迎還拒、欲拒還迎的環境，都透露出環境對人的態度，以及人對環境的認識。畫面上的天際線，都無一例外地在黑暗的茫茫天空和陰森的大地間滲出一絲清冷的晨光，向我們提示了半睡半醒的神志狀態。在時間和空間的兩個維度上，在物理和心理的兩個領域里，這狀態都是理智與本能的碰撞，是嘗試和思考的對接。唯其如此，畫家對母嬰關系的體驗，才少了一份茫然，而多了一份思想。

　　這樣的體驗，是這位女畫家對自身心理活動的內審，是女性意識的視覺表述。女性批評家們當然可以用女性主義理論和方法來解讀郭燕的藝術，然而在我眼中，這位畫家對母嬰關系的體驗，是女性的但不一定是女性主義的，因為畫家所關注的，是女性作為人所面對的生存環境和社會關系，而不是固執地一味強調女性的性別政治。這就像母嬰關系中的母親，她代表了人的生存環境而不一定非得是具體的母親，嬰兒則代表了這個環境中的個人而不一定非得是具體的嬰兒，而一位女性藝術家借繪畫來體驗母嬰關系，則在她想象和思考的心理過程中，演化為對個人的主體生命及其社會存在的視覺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