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賣公司作為一個經濟中介組織，其實“情系兩端”，擁有或者組織拍品是拍賣業務流程的前端工作，從這個角度來講，拍賣公司是需求方，擁有拍品的藏家和機構就是委托方，也可以大體上稱為供給方。但是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拍賣業務結構的變化、拍賣委托結構的變化，拍賣公司對拍品征集的需求困境似乎越來越突出。在經濟波動、拍賣行業受到干擾之后，擁有拍品（尤其是稀缺拍品）就是擁有生存和發展的實力，拍品征集的困難更加凸顯。本文探討中國拍賣行業拍品征集難的原因。

一、拍賣公司數量

對于拍品征集的需求方，拍賣公司數量的多少首先被考慮進來，認為數量越多，對拍品需求的整體數量就越大，出現供不應求的狀況，難度就增加了。根據商務部拍賣信息系統統計，截至2012年12月，我國內地共有拍賣企業5860家，較2011年新增374家，分支機構223家。虧損企業966家，占企業總數17%；收支平衡企業1800家，占比31%；盈利企業3064家，占比52%。我們尚不能判斷虧損企業的原因是否為征集不到拍品，但是也不能講拍賣公司數量過多而導致拍品征集瓶頸出現，不過至少有一點是肯定的：市場的優勝劣汰會逐漸淘汰一些企業。

拍賣企業數量的多少不是拍品征集瓶頸的最主要原因，卻進一步讓我們思考一個退出機制的問題。2005年起始，我們曾跟隨中拍協副秘書長鄭鑫堯老師對廣東、浙江、上海、河南進行拍賣市場調研。在廣東省，截至2011年底，廣東省拍賣企業總數558家，比2004年拍賣企業總數增長了28%，比上一年增加了10家。申報統計數據的拍賣企業數量543家，比2004年多出了166家，增長率為44%。新增企業數量幅度遠遠大于被取締企業數量，大約為11倍。我們在為廣東省制定拍賣業的十二五規劃中，提到一個重要的內容：倡議退出機制。拍賣企業進入門檻低，每年進入的數量要比主動退出和被動退出的數量更大。靠一單買賣生存幾年的期限一到，自然會從市場中退出。拍賣市場需要重新洗盤，優勝劣汰。當然也需要協會和相關部門制定相關規定，促進市場的良好運作。或許我們也可以大膽設計一個拍賣機制來解決拍賣市場中的退出機制。

反向思維的話，我們更應該思考：什么原因促使眾多的拍賣行往一個方向爭搶拍品？能不能改變征集模式？創造市場？

二、拍品征集機會和交易成本

一方面，征集拍品的機會減少。

征集拍品的途徑被其他機構壟斷。從1986年中國拍賣業恢復以來，從對公物和海關罰沒物資拍賣起始，我們的拍賣業就打上了濃厚的行政色彩，由于經濟的發展、立法的規范等原因，拍賣公司對政府及其他部門委托的拍品在不斷更新換代，海關罰沒物資、公務車、破產清算、土地、房地產、金融不良資產等逐一登場，這為拍賣業的初始發展創造了得天獨厚的條件。同時也體現出拍賣行業發展的原始狀態，拍品是由機構壟斷的。我們從拍品的委托機構就可以看出來，成交額最大的拍品都來源于政府部門、法院、金融機構等。從有數據以來的中國拍賣行業協會統計數據（未剔除價格水平的波動）來看，尚不能鮮明地看出他們占據中國拍賣業成交額比例下降的趨勢，在經濟波動的2007年和2011年都有劇烈的變化，但是一個不爭的現象是：拍品依然被這些機構所壟斷；藝術品拍賣份額占據的比例在上升。因此，在市場上通過競爭機制征集拍品資源的機會在減少。

另一方面，征集拍品的交易成本在增加。

交易成本首先體現在公關成本。為了獲得這些拍品，拍賣行花費了大量的關系資源來公關，從而更加促進了拍品的壟斷性，同時為了打破壟斷壁壘，一些拍賣行花費了不菲的成本征集拍品資源。緊密依靠政府以及其他部門，拍賣行難免被動，拍賣行業的市場地位就被淪落為其他機構的一種交易操作部門，失去了市場的主體地位。加之這么多年來，拍賣業始終沒有樹立起自己真正的陽光形象，拍賣業時時刻刻處于被責難的對象，各種司法解釋和條列就能夠體現這一點。在產權交易所中，拍賣企業必須在這里交納保證金才能有機會獲得拍品。在對國有四大商業銀行的金融不良資產的處置當中，金融資產管理公司（AMC）將拍賣方式作為一種學習美國、瑞典、捷克等國家的替代性的操作方式而被使用。轟轟烈烈興起的文交所對拍賣也產生了震蕩。對于法院委托拍賣的拍品，廣東發明了搖號方式獲得拍品，這種全靠運氣的方式權作上天的垂青。

另外，交易成本的增加體現在通貨膨脹導致的要素成本在增加，如藝術品拍賣公司通過擴大傭金收取區間來對抗通脹的壓力，但是這種擴擁的方式會影響到買家，并對買家市場進行分化，也會影響到賣家，買家的傭金成本將會轉嫁給賣家，在市場預期不好，以及收藏市場逐漸積蘊一些真正的收藏家的情況下，推斷賣家會惜售。

在中國拍賣行業恢復發展的27年中，拍賣理論研究者、拍賣行業實踐者、拍賣法普及者，都在轟轟烈烈地投入戰斗，但是，期間有很多是因為法律糾紛而出現的交易成本在增加，拍賣案例的研究其實就是對拍賣法和拍賣規則為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