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春霖 大云名山聯
劉春霖 誰與偶無聯
劉春霖
清末社稷傾覆，一批忠君保皇的前清尚書、侍郎、巡撫、學政、御史、翰林等，誓不與新朝合作，視民國為大逆，但又回天無力，于是紛紛避居市井，遠離政壇，但拖家帶口，丫環仆役，動輒百余口，生計當然也就成了問題。幸好江山陵替之際，舊威尚存，新政未立，即使甘居遺老遺民之地步，原有的官銜品級，仍然是呼風喚雨的籌碼和資本。比如沈曾植曾貴為安徽護理巡撫、安徽提學使、按察使、布政使，又歷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還是南洋公學監督(校長)，而朱彊村只任過禮部侍郎、廣東學政，雖然官品相去不遠，當然在層次上差了一節;即使朱彊村在學問上號為一代詞宗，造詣不遜沈乙庵，但見面了仍然囁嚅不已，未敢肆意。當時海上書畫會詞社甚多，文人聚會，遺老紛紜，常常能看到這離奇而周旋折沖忽倨忽恭的一幕。
清朝遺老的致富生意經
在上海這樣紙醉金迷的十里洋場混世界，可謂是居大不易。遺老們雖抱定忠君保皇的宗旨信仰，但基本的衣食糧米生涯當然不能少;而且都有前朝功名，身架子也不得不維持，沒有一定的擺譜兒和排場，一副窮困潦倒之相，這日子也過不下去。一肚子孔孟圣賢之道，若論做實業開廠，或做買辦經營公司，那都是新貴們的事，遺老們第一不會，第二也不屑。想想可以待價而沽的，還是好不容易掙來的前朝功名。于是掛牌鬻書，每每以尚書、學政、翰林的名銜標榜。姑且不論書法本身優劣，狀元書法一定價高于探花，六部尚書侍郎書法一定高于知府道臺;過去博取科舉功名必有一手好字，即使是館閣體，只要附著于名位，講得出名頭，在市民階層受歡迎的程度也遠勝于筆墨嫻熟的職業書法家墨跡。其間不僅是藝術性的比拼，更是綜合社會效應的輕重評判。故而著名的遺老李瑞清在上海賣字鬻書，因其曾任江蘇提學使和兩江師范學堂監督(校長)的身份，生計大好。他與好友曾熙(農髯)札，竟有如下的“告白”讓人大跌眼鏡：“鬻書為活，如牛力作，亦足致富。安知他日不與歐美豪商大賈埓富乎?髯乎髯乎，吾與子其為牛乎?”
以賣字而竟欲與歐美富豪比富，幾乎令我們不敢相信他是個學問官，是通學大儒，是“提學使”、大學校長，是本應道德風標、口不言利的角色。不但李瑞清是如此，還有一位名家鄭孝胥，晚年失節，曾追隨末代皇帝溥儀逃到東北長春成立偽滿洲國，還任內閣總理大臣，可謂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但仍嫌溥儀與日本主子的賣國行徑不夠徹底，不斷要溥儀聽他擺布而屈從于日本關東軍的控制，不準持有異議，一不如意，便以辭職相威脅。他之前在大連即告訴溥儀要脫離而去，其辭呈所列理由中，竟有如下一段對話：“我最近賣了房屋，得了一大筆錢，本來是一個極舒服的人，加上每月賣字收入一兩千元，現在(因追隨溥儀皇帝)全都擱淺了，損失太大。我打算回天津”。
賣字平均每月可得數千元，在當時堪稱巨款，足見其富足自得。但想想，若沒有他在前清時的廣東按察使、湖南布政使職銜與經歷，賣字的市場何以如此之好?遺老鬻書，像李瑞清、鄭孝胥這樣的風云人物，一手持古詩文書畫雅翰，一手數錢數到手軟，在當時是并不少見的。
科舉“狀元”名號的魔力
在遺老中最如魚得水的，是光緒三十年甲辰1904恩科狀元劉春霖(1872一1942)。他是末代狀元，因為第二年1905清廷就廢科舉，再也沒有狀元榜眼探花了。劉春霖狀元及第后曾任翰林院修撰、福建提學使、直隸法政學堂提調、北洋女子師范學校監督，又任直隸省教育廳長。初隱上海，后久居京師，得以鬻書為生者，正是基于他的狀元名號。清廷顛覆，皇帝遜位;皇權既敗，狀元之名位自不會再有，于是劉春霖成了雖不空前但卻“絕后”的珍稀存在，他自稱“第一人中最后人”，后來久居北京宣武門側約有二十余年。民國以后，與北方諸大佬吳佩孚、馮國璋、宋哲元、于學忠，以及當時名流鄭孝胥、王揖唐等交往。王揖唐為劉氏同科進士，王在華北投敵做漢奸，想借劉春霖的狀元名頭而邀其出任偽北平市長，遭嚴詞拒絕，為此劉春霖慘被日軍抄家;鄭孝胥曾邀請劉春霖出任偽滿洲國教育部長，亦被拒之門外。士大夫講究氣節風骨，劉春霖堪稱典范。政治上既難以作為，但利用狀元公、殿試首魁的名望與經歷，鬻書卻生計豐厚，乃至應接不暇，還請人代筆。自嘲曰：“人有巧拙，拙者我之短，亦即我之長;倘隨俗俯仰，恐用力愈多，見功愈寡”。
于是劉春霖盡其一生專心致志賣字鬻書。論上舉見解，看人視已，冷暖自知，是個極有主見之人。其實，在宋元明清直至民國，書法好的都“學而優則仕”，通過科舉做官。“專業書法家”在過去是沒有的。因為彼時書法是寫字，只是寫得好而已;但若論劉春霖是“職業書法家”卻大致無誤，考中狀元后卻江山顛覆，又目睹軍閥混戰、政治腐敗、敵國入侵，遂退隱而不求治國平天下之志，堅守氣節之同時又甘愿終老翰墨間，掙得一個錢財盈篋十分富足的地步。這過時了的“狀元”名號，雖未讓他在政界官場上叱咤風云，卻著實成全了他的一生。
想民國初年京滬之間，從官紳士民到金主財閥、企業巨子，人人以得劉春霖的館閣體狀元對聯懸于室中，以為炫耀之本且“面子十足”，不禁想起我初到杭州浙江美院讀書留校當老師，其時高考恢復不過十年，新一代學子每每于高考中考折桂登魁，則必于南山路涌金路口之名餐館“狀元樓”擺酒設宴，以祝其成，以賀其魁。其實若論“狀元樓”菜品實在一般，且因公營關系，服務和設施皆不理想，但遠近士民必取“狀元樓”之寓意吉利而趨之若鶩，每呈觥籌交錯酒酣耳熱之景象，生意興隆并不愁客源。隨著西湖南線景點改造之議起，和杭城餐飲業企業體制改革，“狀元樓”杳無蹤影已三十年矣，今日南山路上，已毫無痕跡可尋。以視“狀元書法”曾經盛于民國的風氣，而今安在哉?
自檢思緒之跳躍離奇，一至于此，謬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