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關于過去和現在的時間故事和社會變動的展覽和記錄，藝術家們以攝影作為探討中國社會“時代命運”的未解之謎的手段，闡述他們對于時代轉變和因為物轉心移而興衰沒落的社會現象的觀察。我們也許能夠理解一件事物或一個地方因為政治經濟和產業形態的轉變而逐漸衰頹的社會變化，一如我們理解在當今世界的另一頭，有北京、上海、新德里、孟買、紐約、莫斯科這樣的城市，在同樣的時代變化中，劇烈地成長、富裕和壯大，對于同樣來自全球化的影響，更廣大的一群正在沒落、萎縮并伴隨著失業、貧窮、生活失衡和社會分裂的地方，而這些今天已經在我們腦海中極為模糊和粗糙的存在的事物，曾經也是風光無限的占據過歷史的舞臺！如今這樣的邊緣地帶和“進步世界”之間，存在著超乎我們所能想象的時間、空間斷裂和距離，然而，是八位藝術家將它推向我們的眼前，陳家剛、繆曉春、幕晨、邵逸農、史國瑞、何崇岳、于翔、朱巖使原本沉默的時空，人物開始對我們陳述他們自身。歷史痕跡中的幽靈，在我們眼前晃動，潛入我們的意識，在熟悉和陌生的來來回回反反復復之間，隱隱地召喚觀者，思索二者之間的關系，這無非也是讓我們重新開始注視時間過程的幽暗深處和其中相似的自我形象，以及在環境更迭中不斷堆疊和被抹去的面貌和歷史。
幾年來陳家崗托著他那些沉重的攝影器材，往返于云、貴、川的山谷的廠礦小鎮中，昔日因備戰、備荒的國策曾熱火朝天的三線建設已經衰敗，建筑設計師出身的陳家崗將“記憶”視為最真實的人類生活資料，影象則是借以保存這些記憶的方法，他的作品除了充滿強烈的社會政治性質，純粹的影象說明世界某個角落的真實之外，更逐漸從大歷史的詮釋中走出，而由個人化的體驗去表達審美的訴求。他往往要等到落日西沉時，當晚霞在這些死一般荒寂的灰冷空間上涂抹出最后一絲暖意和光輝時，才按下快門。而那個仍然流連和徘徊在照片中的女孩，她以身形在幽暗中顯影又沒入黑暗中消失無蹤，這游來晃去的生命，象是一聲微弱的嘆息，激活了殘墻剩恒的廢墟里滿是往日陳跡，冷火秋煙的車間，宛如荒塚的礦場，人去樓空的露天球場……昨去今非，大地荒涼與凄情的吟唱宛若哀歌，藝術家以無語的聲音攝住一段行將遠去的歷史陳跡，在人和場景的對望中，似是沉默卻又充滿了無盡的怨憤。
慕晨和邵逸農提示出我們時代內心的不安和憂患，他們的工作方式是為一幢幢的建筑物的窗戶重新裝飾，并為其拍照。“米”字型的貼窗紋樣，令人想起戰爭、人民防空、恐怖主義、爆炸和拆遷之類的話題，這立即讓二位藝術家經常在中國的大好河山和世界范圍的旅行變得恐怖和不安全。那些被藝術家盡量表達為一本正經、經典、莊嚴的均衡對稱的公共建筑構成為脆弱及危機四伏的載體，在不斷革命和追求進步的世界觀的影響下，不破不立是中國社會近現代潛在的慣性思維套路，所以無論時代的標準、權威、現實世界、日常生活的價值觀都是易于改變、變化無常不可信任的。兩位藝術家將具有不同歷史文化的建筑背景和個人的反常行為結合在一起，并且平鋪直敘地置于同等重要的位置，似乎具有某種預設的沖動，這種沖動就是將集體性和意識形態的日常性和個人行為的無常性進行對比，來看出日常生活的一種無常性，這種無常性具有一種知識份子的現代式宿命感和焦慮。
史國瑞曾經以針孔成像的方法拍過長城，這次選擇珠穆郎瑪峰是在中國政府2005年9月重新宣布對這座世界高峰的考察結果之后的一個月，在與珠穆相對的賓館里，史直接將一間房間改裝為一部針孔式的攝影機，用長達8米的膠片完成關于珠峰的成象。針孔攝影的方式最早始見于戰國時期墨子書中的記載，相傳某國君主因其愛妾夭折，不理朝政、群臣無奈以燈影造象，虛設倩影以解君主思念之愿……史國瑞的行為和達成的作品都著力體現出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理想主義態度，表明了針對人與空間、人與自然環境等一系列當代熱點問題的深度關切。中國傳統文化中回歸自然，與自然合一的理念，至今仍然是一種工業革命與都市文明之外的另類選擇，被認為更加合乎人性的人類理想，一個值得去不斷更新、強化其國際影響力的替代方案。史國瑞以古老的手段和方式去攝留恒古恢宏的山峰與長城，使他的工作態度與一個不斷追求技術進步和日益觀光化和旅游化的攝影的主流區別開來。而黑白顛倒的方式呈現更是在一個易于消逝、隨意隨機的影象時代中，保持與現代、周遭、外界甚至觀眾之間的連系，似近又遠，顯得意味深長。
何崇岳曾經將鏡影對準了被人們遺棄了的文化藝術垃圾，過時雕塑、廣告牌和展覽結束后的裝置等，被短暫使用過的文化產品，一旦無人問津，就遭到象垃圾一樣拋棄的命運。這次展覽何展出了一組關于特定的歷史時期的文物，在不同的時間段被人們根據自身的立場、功用和利益任意改寫和覆蓋的有清代石碑、紅軍標語、文革口號、商業廣告。老何每次拍攝時，都將一面小鏡放在現場，從鏡子里我們也能看到“現在”的老何，是如何在鏡頭里觀看“過去”，何崇平提醒我們注視的不只是過去時代發生的覆蓋，而是文化覆蓋何以能變換不同形式反覆出現翻新而又不斷被放棄。這種在時間和歷史過程中，周而復始的文化覆蓋，體現了老何過去創作中的所試圖傳達的議題和內涵，純化為一個地方、一個民族的日常生活和思想方式。而關于歷史、記憶和社會性的諸多議題，令我想起另外一種文化的賭具——麻將，文化覆蓋就象不能增值的麻將牌一樣只是一種文化賭具，它常常是野心家們在政治、經濟、宗教、文化上從事賭博的專利品，這種專利經過自上而下的推介，也就象麻將牌一樣普遍成為全民玩物，文化覆蓋和麻將把中國人中不負責任的一面淋漓盡致的撕開，它引發的“輸光了再來”的心理，是文化覆蓋賴以生存的社會根源。
朱巖是站在城鄉結合部的眺望者，席卷中國和全球的現代化和城市化浪潮，是真正的洪水猛獸。城市開發的熱浪滾滾襲來，昔日農耕社會和田原牧歌的情景早已灰飛煙滅不復存在，大規模的移民人口喪失家園流向城市，傳統生活形態、環境紛紛消失、城市文化取而代之。矗立眼前的是嶄新的、陌生的鋼筋水泥的城市。是藝術家在此表達了自己的困惑和觀察：昨天雖已消逝，但今的人們仍帶著過去的記憶，生活在現在都市的人們，思想和感情，如果沒有昨天，今天仍是空白一片，人的精神實際上無法突然擺脫過去，按照當下的節奏所愿望的那樣成長和忘卻，那么，在人們的思想意識的深處，昨天依然是存在的。狂熱發展和建設的形象所代替的，是昔日的山林樹木和農家忙碌工作和興盛的情景，如今卻如腐敗中的殘骸，任由時間摧技拉朽，傾頹中的記憶痕跡，等待被埋沒和遺忘，歷史在求新求變的借口下，演出著沒完沒了的無窮動。
于翔在中國各地都發現了大量的令人瞠目的人工景觀，這是我們能夠在許多公共場所或環境見到的藝術品，它們中的大多數實則反映了其支持者和贊助機制的品味，這些通常受到委托而制作的公共雕塑、裝飾和實用品，反映了今天社會管理部門和大部分公眾的品味、虛榮或興趣。從歷史上看，許多展示在公共場合的藝術反映了財富，宗教和政治和文化的權力，過去紀念性的藝術作品用來歌頌當權者，傳達“歷史是屬于勝利者”的理念，今天，在娛樂的外表下，中國正成為一個放大了的“世界公園”。各種不同的文化碎片、藝術樣式、想象力和事件都得到實施，現代城市的基因被隨意改寫，染色體和配比邏輯完全不遵循任何一個體系。這些耗費了大量財力、物力、心血來潮般隨意的公共藝術，如同社會的瘡疤和寫照，代表了高速發展帶來的普遍的浮燥和急于求成的社會風尚。
繆曉春的作品關注“看”或“被看”的理念，他的策略是把自己作為一個“他者”與當代生活戲劇性地聯系在一起。在其作品里，宏大的現實場面中，總有一位宛如古代詩人的“他”。隱于其間，繆曉春一直試圖提供出多個讀圖和看圖的視角和觀點。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ug）在《論攝影》一書中，提到照片的功能，透過照片世界變成一串各自獨立、互不關系的微粒，而歷史——過去與現在變成一套軼事與雜亂實事的組合，相機使事實分理解為原子，變得可以管理，并幽晦難解，它是一種否定“連續性”以及“互聯性”的世界觀，但為每一瞬間賦予一種神秘特性，任何一張照片都具有多重意義。最近，廖曉春的新作是以意大利藝術家米開朗基羅著名的畫作《最后的審判》為原型創作的。這件文藝復興時的杰作在宗教和藝術領域都影響深遠，現在更是每天受到千千萬萬的崇拜者的頂禮膜拜。在中國仿照西方生活方式的“歐陸風”，包括在房地產銷售和桑拿洗浴中心和豪華的餐廳中，以羅馬風情和世界名畫裝飾為時髦。繆曉春用三D動畫合成和虛擬了米開朗基羅《最后審判》的場景和人物、空間的關系，使得這件作品原有的觀看方式發生了改變。觀眾可以從多個不同的視角來重新審視甚至進入到空間關系中，體驗這樣的場景和氛圍。廖曉春借由虛擬空間闡釋照片帶給人的不同價值與意義，所謂一張成功的照片，由創作者或是收藏家的眼中，甚至對象或主角也都會有不同的審視觀點，藝術家意欲表現高超的技巧，當事人著眼于畫面中再現的形象，觀者重視快門按下瞬間當時的時空氛圍，同一件作品因為不同的眼光而產生價值的差異。廖曉春影像與繪畫和三D動畫的結合，影像在他的手中不斷的轉型，內容則越加深入直指人心。
我把藝術家的這些以超常艱辛的手段制作而成的超大尺幅的作品，看作是中國社會思潮和世態炎涼的插圖，如果沒有邊框的限制，它們幾乎能夠完全隱藏和溶入今天的現實社會生活之中且不為人知。是藝術家們通過本次展覽將這些獨特的視野和創見展示于我們，與現實糾纏在一起的過去和傳統，看起來早已無力面對現代化的挑戰，我們何須要了解與學習它？過去曾經光彩照人的一切，今天繁華落盡岌岌可危，遭到了無情的拋棄和嘲弄。“過去”、“今天”、“傳統”和“現代”在我們的談話中被濫用，“歷史”和“自然”也體現為隨用隨扔的投機性，似乎真的存在著那么一個時刻，所有的東西都改變了，帶有現代意味的都值得贊揚，而任何過時和陳舊的東西都是阻礙，必須被歷史的車輪碾得粉碎。
八位藝術家鏡頭下呈現的是現代化和文明進程中的后遺癥：社會變遷，權力更疊、文化覆蓋、商業投機和人性的無常……無論作為喜劇，還是悲劇，歷史都不會重演，但它自有其不變的唱腔韻律。20世紀以來的中國文化中讓我們沉醉的是它激進的因素，是那種將過去一股腦扔進“歷史的垃圾桶”的豪邁。始亂終棄如猴兒搬苞谷式的進步，在我們的詞典中是至關重要的。不斷拋棄過時和陳舊的東西，進入一個新階段，為了一個更光明的明天，我們盡可以對昨天與今天毫無眷戀，甚至殘忍異常。粗暴地理解歷史，將世界看作一幅實用主義的圖景，把任何事物都當成了手段，但是最終我們要承擔缺乏生命意義的痛苦。
葉永青 2006年3月19日于北京望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