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楚 1968年生于湖南，長于陜西。1987年，來到北京。曾出版《一個不肯媚俗的心》《孤獨的人是可恥的》《造飛機的工廠》三張專輯。

何勇 1969年生于北京。1987年起，參與組建五月天樂隊，后與大地、魔巖等唱片公司簽約，出版專輯《垃圾場》?

人到中年，何勇（左）與張楚（右）重新走進生活這張網(wǎng)，搖滾精神越發(fā)內(nèi)化。

8月27日，“怒放！搖滾英雄演唱會”將在北京工人體育場舉辦，屆時，包括崔健、唐朝、黑豹、汪峰、樸樹、鄭鈞、張楚、何勇、許巍、齊秦、信、黃家強和爽子十三組人馬聚集一堂。對很多上世紀70、80年代出生的人來講，這也將是他們集體回憶的最好機會。何勇和張楚，十多年來，無論他們是否愿意，他們的名字始終和“魔巖三杰”的頭銜捆綁在一起，而且會一直被捆綁。如今，何勇和張楚開始以中年男人的姿態(tài)融入社會。為了促成這次演唱會的成功，他們每天緊張地排練，這次難得的采訪便發(fā)生在某天的排練之前。

關(guān)于演唱會最火的時候沒掙到錢

何勇：最近排練得怎么樣了。

張楚：差不多每天都排練，好多歌都在排著，新歌老歌一起。

何勇：這次的“怒放”搖滾，咱們跟唐朝、黑豹應(yīng)該算是一撥的，鄭鈞稍微晚一點，許巍、汪峰就更晚了。

張楚：對。

何勇：那天我說，我當(dāng)年最大的遺憾，就是最火的時候沒掙著錢。許巍、汪峰他們算是搖滾歌手里市場化做得最好的幾個。我覺得其實這跟他們公司的操作有關(guān)系。他們的團隊往市場上靠，而且占有話語權(quán)和主流媒體，主要是這個作用，然后是作品，我覺得他們的態(tài)度很明確，就是要迎合市場。魔巖撤走以后，咱們就打游擊了，也沒人給我們計劃，有計劃也沒用，想迎合市場也不知道怎么迎合。

何勇：這次工體場的演出，老有人問是不是又要“輝煌”了。然后再比較紅磡的那場演出，包括當(dāng)年魔巖的盛世，也有好多人還在問為什么那之后就不行了。

張楚：我覺得那個時候我們的狀態(tài)有點超前，你看后來大型的音樂節(jié)的演出越來越多，都是2000年以后了，(當(dāng)時)就是超前。

何勇：觀眾基礎(chǔ)我覺得是有的，但是硬件不行。比如燈光、音響，還有演出整套的商業(yè)運作。當(dāng)時我們紅磡演完有點名氣以后，請我們演出的都是拿伴奏帶，帶樂隊演出會很困難，很麻煩。

張楚：我覺得我們這些人都行，對于這種矛盾啊，傷害啊，承受過來沒問題。我們這些人只要沒死，都沒問題。

記者：有一件事我一直想問何勇，1996年的一場演出，你一句“李素麗漂亮嗎”讓自己被封殺，其他搖滾樂隊的演出也因此被限制了好幾年。后來很多人埋怨你，你后來覺得對不住大伙嗎？

何勇：我覺得我對不住我自己，什么叫對不住大伙啊。大伙是誰，大伙是誰你把名給我說出來，我一一跟他們道個歉。

張楚：我覺得很多東西吧，大家不應(yīng)該是一味地指責(zé)。中國搖滾樂經(jīng)歷過魔巖，經(jīng)歷過紅磡，也經(jīng)歷了很多挫折，不能簡單認為是某個人的問題。這個過程里還是有很多進步的東西，里面的點點滴滴很讓人欣慰，讓我們覺得有希望。

關(guān)于生活胖得叫人傷心，瘦得叫人擔(dān)心

何勇：你從青島回來也幾年了吧(張楚曾在青島隱居)，現(xiàn)在生活還規(guī)律嗎？

張楚：生活跟在青島的時候變化很大。現(xiàn)在會給自己制定日程表，每天爭取按著執(zhí)行。其他時間就和生活在北京的每個人一樣———吃飯、工作，看看書，看看電影。

何勇：我前一段經(jīng)常去健身房，游游泳，還請了私人教練。

張楚：沒有鍛煉，就是希望生活規(guī)律一點，然后就是注意睡眠。我最近也是工作特別多，睡得比較晚，差不多都是每天四點鐘睡覺。正常的狀態(tài)下，差不多一點睡覺，十點起床吧。

何勇：我現(xiàn)在也想做到能夠稍微正常一點。因為我跟你不一樣，我是到夜里所有家里人全睡了，就我一個人在那兒，然后上網(wǎng)，看電視，一個人在那，感覺特……跟單身住的氣氛不太一樣，一家子所有人都睡了，就我偷偷摸摸地做這做那……

張楚：那個氣氛還挺逗的。

何勇：是挺怪的。我覺得健康是特別重要的，尤其老張和我，我們都需要。汽車開到一定時候還需要維護呢，身體直接影響你的心情和精神。我有一陣鍛煉特別頻繁，就是游泳和健身的時候，氣色和精神都特別好，看東西都比以前清楚，確實不一樣。最近一個因為是夏天，還有家里我爸爸前一陣出車禍了，就沒有堅持下來，過一陣還要恢復(fù)。

張楚：是應(yīng)該恢復(fù)。

何勇：這些年太胖了，有人說跟十幾年前比，我胖得讓人傷心，你瘦得讓人擔(dān)心。因為到這個年紀稍微發(fā)點福是正常的，你好像更瘦了，你為什么不胖啊？

張楚：我胖不起來啊，我也不知道(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