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博鴻儒的藝術(shù)人生

中國藝術(shù)研究院藝術(shù)學博士后——陳明

　　收藏家、文物鑒賞家、學者王世襄，號暢庵，福建省閩侯人，中國文博界巨擘，文物學家。他多才多藝，擅書法與詩詞，興趣廣泛，對家具、漆器、古琴、竹刻、鴿哨等都有深入研究，并使這些“雕蟲小技”登上了“大雅之堂”，成為一門學問。王世襄一生勤于研究，著作等身，有《中國古代音樂書目》、《廣陵散》(說明部分)、《畫學匯編》、《清代匠作則例匯編·佛作·門神作》、《竹刻藝術(shù)》、《竹刻鑒賞》、《髹飾錄解說》、《明式家具珍賞》、《中國古代漆器》、《明式家具研究》、《北京鴿哨》、《竹刻》、《蟋蟀譜集成》、《說葫蘆》、《錦灰堆——王世襄自選集》等，其研究范圍之廣之深，令人驚嘆。

王世襄在文物研究上所做出的成就，令他人望其項背，但對于王世襄文物收藏的研究并不多見，而這與其所做的學術(shù)成就是不相符的。所幸，青年畫家榮宏君所著的《煙云儷松居：王世襄珍藏文物聚散實錄》彌補了這一空白。榮宏君，山東菏澤人，文史大家史樹青先生的弟子。榮宏君愛好文物收藏，書畫之余，對文物鑒賞也做研究，并收集了很多極具價值的檔案資料。《煙云儷松居：王世襄珍藏文物聚散實錄》一書正是他對收集的第一手資料所研究的成果。 這本著作對王世襄不平凡的一生做了生動的描述，給讀者展現(xiàn)了一幅多彩而又曲折的人生畫卷。王世襄生于官宦家庭，從小的教養(yǎng)使他在學術(shù)和文物研究上奠定了堅實的基礎(chǔ)。1934年，王世襄入燕京大學，先讀醫(yī)學，后改攻國文，嘗作《鴿鈴賦》，儼然大家風范，令人叫絕，而其畢業(yè)論文70萬字的《中國畫論研究》更是顯示出他扎實的研究功底和學術(shù)眼光，如同任何其他藝術(shù)門類，對文物的研究也缺少不了對傳統(tǒng)文化的深刻理解。從這個角度來看，王世襄可謂樹世之風范。王世襄的性格中有一種樂觀的精神，無論是在“風雨人生”，還是在“悲情歲月”，王世襄都能以豁達開朗的心態(tài)對待一切苦難，各種打擊不但沒有擊垮他，反而使他有更多的時間在自己喜愛的天地里暢游。就像作者所說的：故宮開除王世襄，是王世襄的大不幸，也是王世襄的大幸，更是中國文化的大幸，……如果王世襄沒有被故宮除名，那么世界上會多一個著名的故宮文博學家，可能就少了一個集各種民俗學問于一身的大學者。

作者對王世襄的研究建立在豐富的第一手資料之上，因此，他的論述既宏觀，也微觀。對于王世襄，很多人一直把他看作一個“玩家”、“大玩家”“老玩家”，這無疑失之于表面。而榮宏君在對王世襄的所有材料進行研究整理之后，做出如下評價：細細算下來，經(jīng)過王世襄之手得以正名的中國器物，傳統(tǒng)工藝不可勝計，明清家具、火繪葫蘆、竹刻、漆器、鴿鈴，乃至訓鷹、養(yǎng)狗、放鴿、養(yǎng)蟈蟈、斗蛐蛐，這些曾被認為偏門的民俗與藝術(shù)，都借由王世襄的系統(tǒng)整理分析，得以升堂入室，成為當代“顯學”。這樣的評價顯然是中肯的，實際上，對于王世襄所作出的貢獻，學界一直沒有給予應(yīng)有的評價，而榮宏君的評介和論斷，無疑是對這一缺憾的補正。

本書的第四章占據(jù)了全書的一多半篇幅，從1966年開始，一直到1986年結(jié)束，跨越了20年的時間。數(shù)量龐雜的各種檔案，也在作者以一個艱苦的整理中，得以重見天日。不夸張地說，這是一個史學家才具備的功夫，但作為畫家的榮宏君恰恰做到了。如果不是他的細心收集和艱苦整理，我想這些檔案的紛繁復雜造早就成為歷史鉤沉不知所終了。這些器物清單為我們展現(xiàn)了王世襄收藏之豐之廣，令人咂舌。從分類上看，物件有圖書、古玩、家具、字畫、衣物等，種類豐富；從數(shù)量上看，每種藏品均有幾百件之多，幾乎可以成為一個小型的博物館。在圖書中，既有中國古代美術(shù)論著，也有世界美術(shù)論著；既有現(xiàn)代出版的著作，也有古代出版的著作，甚至還有難得一見的古代孤本。而古玩則更為豐富和珍貴，時間自宋至清，類型諸如銅爐、漆盒、如意、筆筒、瓷瓶、葫蘆、硯臺、折扇、木雕、玉石、瑪瑙、圖章、瓷器、錢幣等等，數(shù)量繁多。家具同樣豐富，幾乎囊括了明式家具的所有樣式，材質(zhì)則以黃花梨木和紫檀木為主，僅從名目上看就令人應(yīng)接不暇，這還不包括數(shù)把價值連城的古琴。字畫從五代到近代，山水、人物、花鳥，總數(shù)達到300幅之多。總而言之，王世襄的豐富收藏，勾畫出他對于收藏的癡迷和執(zhí)著一生，而作者對于王世襄先生所藏物品的清點和整理，為研究王世襄提供了極為清晰、豐富的資料。

從學術(shù)研究的角度來看待這本書，這本書的價值不僅僅在于向讀者敘述了一個文物大家的藝術(shù)人生，而且還從一個藝術(shù)從業(yè)者的視角為我們展現(xiàn)了20世紀中國波瀾起伏的生動歷史，這是一種具有對藝術(shù)、對人生充滿感情的描述方式，而這種描述方式恰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學術(shù)研究的新角度，這種價值是其他同類著作所不具備的。實際上，作者還有一層更為深入的思考蘊涵在此書當中，那就是，對于當代文物保護缺失的擔憂。他在后記中寫道：記得在一年大雪過后的冬日，我曾從被拆除的原美術(shù)館后街22號旁走過，大雪覆蓋下白茫茫一片，試問：誰知道白雪下掩蓋的是什么？是文明進步，還是愚昧無知？……文化是需要不斷進步和發(fā)展的，文化也必須不斷地進步和發(fā)展，但絕不能以割裂和毀滅傳統(tǒng)文化為代價。袒露這樣的心聲，顯然反映出作者強烈的文化責任感，這種責任感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得以延續(xù)至今的一個重要原因。此外，祖先給我們留下了許多珍貴的文化遺產(chǎn)，如何將這些遺產(chǎn)保護好乃至發(fā)揚光大，也是每一個有責任感的人所必須面對的。如上等等，應(yīng)該就是這本書帶給讀者的另一個啟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