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有一則引發藝術界熱議的消息，不過倒是一個很好的觀照文化商品以及文化消費的例子，那就是大黃鴨現象：大黃鴨繼在香港維多利亞港展示之后，9月6日正式進駐北京，相繼在北京園博園及頤和園亮相展覽，之后大黃鴨又前往臺灣高雄。這一公共空間裝置藝術形式引發多方關注的同時，2013北京國際設計周組委會為大黃鴨展出及衍生品維權的消息，又使得人們的關注焦點從藝術的邊界問題擴展到文化產品的版權和商業山寨，以及國內文化產品創意不足的問題。這一件作品借助了現成品的觀念，創造了一種情景，即一個由特殊媒材與生活環境構成的空間，讓觀者投入到其制造的體驗之中，但就其在公共空間中的觀光消費后效，以及它與商品模式的關系，更多地體現了文化作為商品的特點，以及消費文化商品的基本機制。
早在20世紀60年代，就有學者算出涵蓋知識的生產、分配和消費復雜過程的文化行業占美國國內生產總值的很大部分，并且預言在20世紀下半世紀文化將成為經濟發展的主導力量。正如在20世紀上半葉通過汽車來拉動經濟發展，而在19世紀的下半葉鐵路運輸則起到了更大的作用。
文化商品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現實世界的存在方式，從人對商品的物質“擁有”關系向著商品對于人的“顯現”關系轉向，在這種意義上，人對于商品的消費其實是一種表象和幻想的消費。文化商品正是物質化的幻想，而且被普遍接受。從這一點而言，大黃鴨區別于其現成品原型的一個特點即是：以其巨大的尺幅突出了物的顯現，從而強調了觀看中的幻想。這就是為什么它會受到某些年齡段的成年人的追捧，從而成為想象中的文化消費品的原因。從某種意義上而言，無論是演藝、娛樂、動漫、游戲，還是文化旅游、文化會展、創意設計、數字傳媒等文化產業，基本機制都與提高生存狀態的豐富幻想有著密切關系。
進一步而言，文化商品的交換價值成功控制了使用價值，或者說，使用價值在文化商品的消費中地位不斷下降。商品社會的商品豐裕，不再來自于商品使用價值，而是通過對商品自身價值的認識來尋求。在這種意義上，有學者認為，文化成為了宗教之后社會的另一種取代形式。對特定產品的熱愛通過全部大眾傳播媒體的宣傳，迅速散播開來。電影引發了時尚熱潮，演藝娛樂塑造了媒體明星，網絡媒體成為了時代的新寵。單從這次大黃鴨在北京展示所引發的聚集效應以及一哄而上的商業山寨，文化消費的幻想在一層層如漣漪般擴散開去的交換價值中擴大、增生，交換價值正成為這一現象中的關鍵。在正常的模式之下，那是文化產業鏈各個環節的交換價值;在非正常模式之下，那是山寨復制的錯位和無序。如果說文化商品通過系統地以表象和交換價值取代具體物質和使用價值而改變著社會，那么如何適應這一消費機制就成為了文化產業競爭和創新能力的核心。
另外，文化商品也改變了消費社會的整個空間想象，形成了一種新的空間地理學。也就是說，城市不僅被地理和經濟要素所決定，而且還被其居民和鄰近地區的人們關于這一城市的想象所決定。這一次，大黃鴨的全球之旅將相當大的地理空間都納入其影響范圍之中，當然它在不同文化圈的影響有所不同。而在這里，它凸顯了公共空間中的文化消費。這至少說明了文化消費空間邊界的拓展，文化商品從私人空間到公共空間的相互滲透使得文化的大眾消費轉入新的形式，它將諸如文化旅游、博物館、個體的個人想象等轉換成為另一種商品流通形式的副產品。目前在新一輪經濟發展周期的啟動初期，金融改革、土地改革、人口政策和戶籍制度改革等對宏觀經濟持續增長有重大推動作用。而文化商品的消費機制與城鎮化的驅動力相結合，后效將會逐漸顯露出來。借助于城市對鄉村的覆蓋，新的文化消費所帶來的空間想象將體現在文化中心、觀光勝地以及商業住宅群的開發。
如果說大黃鴨這件作品并不是一件好的藝術品例子，那么倒可很有趣地從中略窺文化商品的某些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