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杰：徐震此次展覽開幕之后到現在的這段時間里，我們陸陸續續聽到很多針對作品的議論，有私下的也有公開的，包括網上的。尤其是長征內部的員工也有很多不同的看法，甚至產生了一些比較情緒化的反應。為此“長征”的全體工作人員還就這次展覽和作品舉辦了一個內部的討論會，問題挺尖銳的。因為“長征”的工作人員比較多，身份背景也不一樣。里面有一些是國內本土的員工，有一些是海歸的員工，還有一些是國際（外籍）員工。那么他們對這個展覽上作品（主要是《饑餓的蘇丹》）的態度就很有意思，具體來說：國內員工基本上覺得沒有什么問題；海歸員工的態度比較搖擺，就是很矛盾的騎墻派；而國際員工的問題就很大，在現場時心理受到很大沖擊，比如看到有人很近距離地拍攝孩子身體的局部，有人拿著食物像逗動物園里的小動物那樣逗孩子……這些情境對于一個西方背景的人來說是有很大問題的。焦點開始不外乎主要集中在人權上，第一個問題就是藝術家的權力到底有沒有邊界；第二個是母親對孩子擁有的權力的問題；第三個是藝術機構權力的邊界在哪里。其他附著在里面的還有一些圍繞這個話題引發的其他問題，比如肖像權、版權、性別（如果是男孩是不是意見就小一點兒？）等等，當時基本是圍繞這些在談，說到最后就是，那我們所理解的藝術到底是什么？藝術空間是什么？“長征”是什么？還有這個事兒說到底是盧杰的問題還是徐震的問題？還是我們大家都有問題？

秦思源：可能也是因為自身背景的原因，如果我不認識徐震，單從一個西方人的角度第一次看到“蘇丹”那個作品，我也可能會覺得有問題，我覺得這是和西方人的某種道德觀相聯系的，而這種道德觀其實是來自于很多歷史的內疚感，比如西方國家財富積累過程中殖民或者剝削帶來的負面問題，是直接和基督教的道德觀聯系在一起的?，F在基本上每一個受過教育的或者中產階級的西方人都會有一種源于基督教的道德意識，像對人權、剝削這些東西都很敏感。所以當一個西方人面對徐震這個作品的時候，他可能很自然地會去思考金錢與機構、權力、這些因素之間的聯系，會想到這里面是否存在剝削這樣的關系。我開始多少也有這樣的感覺，這其實是不動腦子，沒有真正進入到作品語境里的一種表面反應，其實應該慢慢進入到作品語境里面去發現問題。這里面的東西挺繞的。

林天苗：我第一眼看見那個小孩兒是挺難受的，我不是從藝術的角度講，而是從一種完全直覺的感受上。我以前作過三年的幼兒園老師，那個幼兒園里有各種膚色種族的孩子，我都接觸過，我覺得他們身上都有一種屬于孩子的很敏感的東西，都一樣的，我想這對于孩子來講可能是一個問題，包括我自己也是個母親，所以我看著孩子在現場表演了一會，真的是有點不忍心，然后我就從那個孩子的角度想，她長大以后會不會恨中國人，會不會恨她媽媽？因為如果這個表演只是開幕那一下午，我覺得也許不會對孩子產生什么身心的影響，但是半個多月的時間肯定會讓她有很深刻的記憶，會對她產生某種影響的。但是從作品的角度我很喜歡徐震的這個作品。

盧杰：我們內部討論的時候也曾說到類似的問題。像剛才思源說的，這些是一個道德感的問題，道德感它是一個尺度，而一旦存在尺度的話，（表演）一天都是不可以的，它是一種帶有個人化的情感，一個尺度的問題，就是說可以不可以，跟幾天沒有關系的。

秦思源：有很多細節其實是我們這些只在有限時間里在現場看一會的人難以發覺的，所以長征的工作人員在這方面感受肯定比我們深，因為就像天苗說的，有些東西隨著時間的積累會發生和變化，一天和一個月肯定不一樣。

盧杰：對，所以我現在覺得其實應該讓一個員工始終在現場工作，跟表演者是對等的一個關系。這種感受可能才是最完整的，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時間去進入現場，實際上是把一種很完整的東西碎片化了。

林天苗：那么藝術家的權力真的有那么大嗎？畫廊作為藝術機構的權力真的有這么大嗎？這是一個疑問。從孩子的角度看，代價這么大，值得嗎？我記得以前朱昱做《食人》那個作品的時候，就引起很大的爭議，給我很大觸動，因為我當時剛剛生完孩子，本能的無法接受，但并不是說那個作品不好，不是一個層面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