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那些跟約翰·列儂關系最密切的人，都對他們喜愛和崇拜的這個人有一種共同的失望：他們無法讓他擺脫苦惱。 作為藝術家也好，普通人也好，苦惱是約翰一生最重要的部分。不管是作為一個孩子、青少年、成年人還是藝術家，制造苦惱是他突破極限、探索新領域的一種方式--有時候也會讓他變得更好，但有時候也會變得更糟。 約翰一生中最大的苦惱恐怕來自于，他愿意說出對像越南戰爭這樣重要歷史事件的心聲。他有一種怪異的天賦，就這些事件闡明自己的觀點，迫使人們用新的視角去對待它們，并且要通過行動取得積極變化。從這方面來講，約翰制造苦惱的能力最終讓這個世界變得更加美好。 但是約翰同樣擁有另外一種怪異的天賦，他通過魯莽的、有時甚至是徹頭徹尾的粗魯行為，給自己和最親近的人制造不必要的苦惱。這種行為及其造成的苦惱，比如有些已經發生的，幾乎葬送了約翰·列儂的職業生涯，而且繼續使他的大部分人生處于不利的位置。 約翰的終身朋友、利物浦出生的同伴托尼·布拉姆韋爾清晰地記得，約翰制造苦惱的天賦："約翰有冒犯別人的幽默感。他看待事物的方式跟其他人不同。有時候，他會耍詭計。有時候他會見機行事。他有點像50年代的人所說的'少年犯'。但他同時又很有魅力，當然他手上有酒喝的時候就不一樣了。" 布拉姆韋爾參與披頭士樂隊的組建以及蘋果唱片公司的發展壯大。從約翰在利物浦起步到所謂的"洋子"階段，布拉姆韋爾看著約翰·列儂長大。當約翰發出時代最強音，成為社會批評家的時候，他一點也不覺得奇怪："他總是與眾不同，總在激勵別人。我猜測，你可以說他十幾歲時的粗暴行為，后來在他成年時期的抗議行動中顯露出來。他身心充滿怒火，他讓人吃驚，但是他有一種深沉的、神秘的個性。所以如果你想要和約翰在一起，就像我一樣，你必須帶著整個包袱，這其中包括：好的和壞的。但毫無疑問，約翰會激勵你，促使你去琢磨一些事。" 約翰發展成一名社會批評家是從他入讀利物浦葵利人班克學校開始的，在那里，他的藝術才華與他憤世嫉俗的本領同時得到迅猛發展。他畫的素描愛拿老師和殘疾人這兩種人開玩笑 ：在詩歌和藝術作品中，約翰用性的主題描繪教育工作者，這方面他很有名氣。他還特別偏愛描繪那些處于嚴酷環境的殘疾人，特別是肢體殘疾的人。他對此著迷的原因至今仍是一個謎。他的作品也許是自己害怕成為殘疾人的反應。必須指出的是，約翰成年后花了很多時間做慈善工作，幫助那些不富裕的人。嘲弄肢體殘疾的人，是他在不成熟的少年時期做的事情。幸運的是，進入成年階段，他已經擯棄了這種行為方式。雖然在舞臺上，他偶爾會扭曲身子，弓起雙臂，模仿精神病患者的模樣。 從另一方面來說，約翰嘲弄名門子弟以及給他們和自己制造苦惱的天賦，隨著年齡的增長而逐步升級。很多人輕而易舉地把制造麻煩的約翰，描寫成一個壞孩子或者冷酷無情的少年犯。那些接近他的人都清楚，他的意圖和個性比這復雜得多。 很多個晚上，披頭士新聞官托尼·保羅熬到深夜，就是為了試圖掩蓋或者彌補約翰制造的麻煩。如今回想起來，他對約翰仍充滿喜愛和尊敬之情： "他總是喜歡扮演硬漢子的角色。他很堅強，但他也是人，跟任何人一樣，他也會私下哭泣。1966年巡回演出之前，約翰發表了'比耶穌還出名'的言論，當他認識到自己把事情弄得一團糟，讓其他樂隊成員感到失望的時候，他無法控制住自己的感情。他神志失常，但是在新聞發布會現場，他又盡力舒緩道歉的口氣。這就是約翰·列儂，跟我們每個人一樣，他也有一種不安全感。" 梅·龐認為，約翰的一些行為是在作秀，這種想法幾乎跟世界上任何一個接近他的人一樣：
"約翰更愿意看到，人們相信他有能力處理不幸的遭遇。他喜歡人們把他看成一個比真正的自己還堅強、還難以預測的人。他非常在意人們對他的看法，他從來不想讓任何人知道他是脆弱的。" 約翰不斷冒險所造成的巨大傷害，可能不是那些人人皆知的事件，也或者不是他發表肆無忌憚的言論造成的，而是那些不為人知的事件造成的。這些危險事件，足以在他生活和創作剛剛起步的時候將他毀滅。命中注定的是，雖然有時幾乎要毀滅，但他還是成功躲過了霜刀雪劍，躲過了那些經常伴隨膽識的后果。 1964年披頭士北美巡演期間，樂隊成員經常深夜幽會、徹夜派對。那個時代有個不成文的規定，禁止記者報道這些私事，更別提就此對當事人進行采訪。在今天的媒體看來，這是不可想象的。比如，已經曝光的有關肯尼迪總統的緋聞以及其他世界知名人士的個人生活是60年代的記者禁忌的新聞題材。我親眼目睹很多女人走進了披頭士下榻的賓館房間，這種情景絕大多數人都希望看到，但是我并沒有對這些奇遇進行詳細報道。 約翰后來在1975年的一次采訪中，回憶起披頭士的瘋狂之夜，他說："披頭士巡演就像導演費里尼拍攝的電影《愛情神話》。我們就是那種形象。我們的巡演有點不像演出，如果參與其中，你也會那么做的。我們像《愛情神話》，沒錯。不管我們到了哪里，總是人潮洶涌。在那么重大的場合，我總是難以入眠。" 那確實是一個重大的場合。對我這樣的記者來說，場面遠遠超過《愛情神話》。對我這樣一個在50年代就已經是成年的美國人來說，它介于觀看極端性幻覺演出和目睹我從來不知道是真實的野蠻歷險世界之間。 多年以后，在他真實的極端世界里，他并不擔心和洋子分享這些栩栩如生的往事。2004年9月，我們在達科他公寓見面時，洋子對約翰詳細描述他巡演時駭人聽聞的生活，暗示了可能的愧疚感，不過也可能有一點點歷史自豪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