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志超，澳大利亞籍華人，生于遼寧，成長于北京。他曾于20世紀60年代留學前蘇聯，學習地質勘探，畢業后趕上文化大革命，被指令失去回北京居住的資格，因而流落新疆地區的深山老林，在那里東躲西藏、獵耕樵讀，并且親手將自己的兩個孩子接生到人世，親手為孩子賴以生存的一頭奶牛做剖腹產取下兩子。“文革”結束后，寧志超舉家遷往澳大利亞，并取得當地國籍，成為外籍華人。（圖20）

如今，寧志超在中國文物界已成名人，這并非由于他個人的傳奇經歷所至，而是源于他長達近二十年的一起捐寶事件。

初見寧志超，是在北京平安大道北面的一個被分割的四合院里。院子很小但很干凈，屋內陳設簡樸，除開放置在長案短幾上的幾件古瓷外，幾乎沒有別的什么東西。主人個子不高，一頭銀發，雖說已經年逾古稀，鬢發斑白，卻依然精神矍鑠、非常健談。我們的話題當然是曾經在文物界鬧得沸沸揚揚的“寧志超捐獻元青花事件”。

“我的母系家族早年曾居住在遼寧省鄭家屯，幾代人酷愛古書畫、古陶瓷，積累了一些藏品，在當地算得上是小有名氣的書香門第。外祖父樂善好施，是當地幾座寺廟較大的施主。

“1928年冬的一個大雪天，千山一座寺廟的主持為逃避內亂外患造成的兵荒馬亂，打算離寺返鄉，念及我外祖父多年來對他們的大量接濟，便要以藏于寺廟多年的兩只青花云龍紋象耳瓶相送。那時候中國還根本沒有‘元青花’這個稱謂，加上那兩只瓶子是青白顏色，很多人都忌諱，怕不吉利。但對于僧人們的盛情，外祖父無法拒絕，便又捐了和尚們一筆返鄉的路費，將瓶子留下，但沒把它們放在家里，而是擱置在家族的祠堂里。盡管如此，那兩只青花大瓶獨特的造型與紋飾，還是受到家母的格外喜愛。我母親出嫁時，因為她的喜好，這對大瓶便被作為嫁妝陪她一起進了我父親的家門。

“后來，母親移居澳大利亞前，曾將大瓶送到當地文物管理部門報關，他們也只是把它當作一般清代青花瓷器看待，很順利地給辦好了出境手續。

“80年代末期，隨著國際拍賣市場上元青花的拍價不斷攀升，元青花的名聲空前高漲。我母親在報刊上看到了英國人霍布遜發現的那一對帶銘文的元青花云龍象耳瓶照片，這才知道自家藏了70多年的那兩只青花瓶非常珍貴，便跟我商量：既然是國寶，能不能把它們捐獻給故宮，也證明咱們老寧家都是愛國的。全家人都贊成老太太的意見。

“未曾想到的是十幾年過去了，老太太當初的生愿變成了遺愿，這對象耳瓶從澳大利亞回歸了中國，但至今仍舊擱置在我家里，送給故宮，人家不要！”

“為什么？像這樣的元青花大器國內并不多見！”記者覺著奇怪。

寧先生是性情中人，說起這件事聲調高亢，甚至有些義憤填膺。他告訴記者：“人家不給理由，只有一位不愿公開自己姓名的專家私下透露，說這兩只象耳瓶造型走樣，青花成色不好……”

說到底這寧志超畢竟是個大風大浪里闖過來的明白人，他琢磨著：這東西是真是假，也不能只由你一兩個人說了算！于是，他三天兩頭來回折騰，更大范圍地把文物鑒定方面的名家請到家里，讓他們接近實物，各抒己見。在寧家，記者親眼看到一份50位中國文物考古和文物鑒定方面的專家學者的親筆簽名（圖21），一致對這兩只元青花象耳瓶給予了認定。在簽名的專家中，不乏我國文物鑒定方面的泰斗和頂尖級人物，如：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副主任史樹青、故宮博物院研究員、著名陶瓷鑒定家李知宴、李輝柄等。

有人說寧志超姓壞了一個“擰”，做事認死理。這話得兩頭說，一頭真擱著他那股遇事較真兒的性格，一頭趕上這時候、這地方，只要是認真辦件事，特別是辦好事，還真難。為什么？不為什么，人家都按規矩辦、奔程序走，你想批塊地打高爾夫球，哪怕違規，行啊，明日就批，特事特辦唄！你要批地蓋幼兒園、敬老院，恐怕得讓上幼兒園的孩子等到該上敬老院的歲數！當然，這是瞎比喻，跟寧志超這檔子事沒關系。咱們還是看看這位姓“擰”的還有什么高招、還能咋樣兒折騰。

為了在傳統眼學鑒定之外尋找更為可靠的堅實證據，寧志超又攜帶他的兩只青花象耳瓶開始了他的科技鑒定之旅。他先后到了澳大利亞五龍崗大學地球科學研究所、中國科學院上海硅酸鹽研究所、上海復旦大學現代物理研究所（李政道實驗室）、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核分析室、同步輻射實驗室等單位，配合他們對兩只青花象耳瓶進行了一系列的測試。

澳大利亞五龍崗大學地球科學研究所對瓷瓶做了測年試驗，結論是：確定其中一只是800年前所造，另一只因所含材料不適合做熱釋光測試而無結果。

中國科學院上海硅酸鹽研究所的測試報告均為客觀數據，大意為：青花云龍象耳瓶的透明釉中元素鈣的含量明顯高于元素鉀的含量，化學組成與元代青花透明釉相符；青花料中有微量元素砷存在，這和元代青花瓷器通常采用進口鈷料，其中含有微量元素砷相一致；青花云龍象耳瓶的青花料中，元素錳的含量稍低于元素鐵的含量，青花料中可能使用了進口和國產兩種鈷料的混合物（元晚期青花瓷的確使用過一種譯名“蘇勃尼青”的進口青料）。

上海復旦大學現代物理研究所兩次對青花瓶做了常量元素胎的分析試驗，第一次結論比較模糊，事隔十個月以后，他們本著對科學負責任的態度，經過一系列細致的試驗，再次為寧志超的那兩只瓶子寫下了結論性意見：“在1998年1月對寧志超收藏的一對青花云龍紋象耳瓶的測試中，發現胎中AI2O3的含量分別為23.5%和26.8%，這比元代通常的青花瓷要高，但考慮到文獻報道的試驗數據太少，需要更進一步對元青花做更深入的測試研究。為此，我們和景德鎮陶瓷考古研究所劉新圓等人合作，對景德鎮出土的元青花進行較系統的測試，所用實驗方法和條件與以前相同，全部樣品共32個，均為官窯瓷器碎片，其中5件為明洪武青花，以觀察元代和明代初期的制瓷工藝的連續性。結果發現有相當數量的樣品，其AI2O3含量與上述數據相近。”如果說這家研究所的第一份檢測報告不很明確，甚至是還有某些疑點，那么第二份檢測報告則對這兩只象耳瓶的年代做出了較為明確的補充。簡而言之：寧志超的那兩只青花云龍象耳瓶確是元代瓷器。

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研究所采用同步輻射X射線熒光無損分析技術（SRXRF）對寧志超收藏的一對青花云龍紋象耳瓶進行了測試，并與元大都遺址出土的元青花瓷器進行化學成分對比，得出的結論是：“青花云龍紋象耳瓶的青花和白釉的化學成分，與元大都遺址出土的元青花瓷器的青花和白釉的化學成分都有很低的鋅鐵比。”

至此，幾家檢測單位的實驗報告基本相符：寧志超收藏的元代青花云龍象耳瓶不是仿品，

寧志超總算可以松了一口氣。接著，他將實驗結果通知故宮，并在《文物》等專業雜志上刊登出來，目的只有一個：早點遵循已故母親的遺愿，將這兩件國寶送進“宮”去。但是，人家還是不要，也不說為什么。寧志超只在背地里聽人告訴他：“宮里”傳出話來，“用科技手段來鑒定該元青花瓷瓶畢竟只是一種化驗方法，對瓷瓶的化驗有化驗員的不同，有化驗程序的不同，有選取儀器的不同，這就可能導致很多的誤差，結果也不能令人信服。”

這一下真把這位“擰”姓男人給逼上絕路了。你說眼學可靠，我請了幾十位專家會診，結果人家幾十雙眼睛敵不過你一兩雙眼睛。用科學手段測試，假若沒通過，你一定會說要尊重科學，這通過了，你還是不承認。這不是沒道理可講了嗎？得，豁出去了，寧志超干脆辭去在澳大利亞的所有工作，在北京買了一處房子住下，擺出一副不把他那兩只元青花象耳瓶送進宮誓不罷休的架勢。

現在有人聽了這事兒私下里納悶：那姓寧的是不是有毛病？元青花的市場價格明擺在那兒，一個元青花大罐就拍出兩個億，這兩只大瓶子得賣出多少錢來呀？就算賣掉一只怎么也得撐死你幾代人！人家國內的元青花瓷器想拿到國外去賣找不著門、出不去，你寧志超倒好，從國外打了火印拿回來，人家“宮里”不要，你還死乞白賴地糾纏不休，這唱的是哪門子戲？別說“宮里”不認，就我們這些“宮外”人，單從道理上就不認了，你這不是假的也是假的！

不管別人怎么說、怎么看，我們這位“擰”老先生下了死決心要破釜沉舟，打破國內文物鑒定的僵死局面。一“擰”就是近20年，頭上的黑發變成白發，他幾乎由富人變成了窮人。他先后到英國、土耳其等幾個收藏元青花較多的國家博物館進行實物考察，遍訪了國內所有對元青花研究確有心得的專家學者，并利用自己原有的專業知識，不斷進行各種數據測試與研究，最后寫下了洋洋灑灑、長達數百萬字、重達幾十公斤的元青花研究著作并出版，成為國內民間收藏、研究元青花方面頗有名氣的大家。近期出版的《中國早期青花瓷史鑒》一書，更引起業內人士的廣泛關注。

“20年了，您完全可以過著另一種富裕、安逸的日子，這樣做，究竟為什么？”采訪結束時我問寧志超。

“很簡單，完成母親遺愿，將這兩只瓶子捐獻給國家。”喝了一口悶酒，他又補充了一句，“我就不相信，這么大一個國家，近百年的元代歷史，真的就像故宮專家所說的那樣，只留下300件瓷器，還都在國外。”說到這，老人有些哽咽，自斟自飲又喝了兩口酒。

“也許您說的不無道理，可這文物鑒定似乎是件說不清、道不明的事兒，假如您跳出現有的角色，作為旁觀者想想，是選擇相信故宮的專家還是相信您呢？”

“當然是相信‘宮里’的專家……可他們并不是神，他們也出錯！故宮買錯文物、接受捐贈贗品的笑話還少嗎？再說，我現在跟他們的分歧已經超出這件事的本身意義了，而是事關一個民族如何負責任地對待自己的歷史文化的大是大非！我們祖先創造的元青花，憑什么就死說只有外國博物館有，我們自己的民族反倒沒有真品、沒有精品了呢？難道元代的老百姓是用宋代的碗盛飯盛菜、使宋代的茶盞酒杯飲茶喝酒？難道元代的瓷窯都只為外國人燒造瓷器？”

“如果說在您捐獻之初，元青花的市場天價尚未形成，而現在您為什么還如此執著地非得要一條道兒走到黑？憑著50位專家的聯合簽名，還有幾家儀器測試結論，您這一對瓶子怎么也能賣上幾千萬、甚至上億吧？”

“……來，還是喝酒吧！”老人顯然對回答這個被人問過無數次的問題不感興趣。

寧志超捐獻元青花的故事似乎講完了，但從另一個角度講又沒講完，因為他人還活著，因為他母親的遺愿還沒實現，更重要的是他已然向中國文物鑒定界某種權威、某種格式、某種潛規則發起了挑戰。而這一場雖然難見硝煙，卻充滿了懸念、充滿了刺激的“戰爭”，才剛剛開始拉開序幕。

在此，記者有必要聲明：本人僅對史樹青、寧志超二位先生，以及其他有著同類行為者的愛國熱情表示敬慕，但對于他們欲捐贈之物的真偽，實在沒有能力說三道四。同時，我也敬重那些尊重科學、信奉真理、持操守德的中國文物把關人，感謝他們為豐富和純潔祖國的傳統文化所作出的重大貢獻。不過就事論事，我的確心存疑慮：為什么沒有一個機構有能力對二位捐獻之物作出令人信服的權威結論？萬一這兩位老者所捐獻之物確實是塊“和氏璧”呢？文物鑒定究竟由誰說了算？“眼學”是不是“人學”的雙胞胎？尤其是對資深鑒定大家史樹青老人的“捐獻風波”而言，無論那把“越王劍”孰真孰偽，最終都是一場悲劇——是“真”，則對我國文物的鑒認制度是一次大嘲諷（這種嘲諷在史老以往的捐獻中已經不只一次地出現過），是“假”，則對中國文物鑒定家的所謂“眼學”是一次大嘲弄，因為史老的身份擺在那兒。由此可及：深藏故宮和各級博物館的那些既非國家考古隊直接發現、直接出土，又非傳承有序的藏品，又如何讓世人放心呢？

《紅樓夢》中有詩句云：“假作真時真亦假”。百年前曹老夫子一句不經意的調侃，在今天的文物界竟不幸成為超現實主義的醒世恒言。隨著中國文物專家的眼鏡不斷被琳瑯滿目的現代工藝品砸碎，一個閹割了權威、失去了價值本源的文物市場，無可避免地陷入了無政府主義狀態，許多有悖常理、荒誕不經的事件隔三差五地在文物圈內上演。